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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历史命题
2017-10-21 21:13:51 来源:陶发美的博客 作者:陶发美 【 】 浏览:972次 评论:0
 
导读:(此文全文发表于2008.9.4《中国铁道建筑报》) 给历史命题 ——朱海燕青藏铁路新闻作品研究(北辕)陶发美与自己的民族一路思考朱海燕是一位胸怀炽烈的民族宣传家,这并非是过誉的话。假使他的作品没有得到那么多奖,或者说,他虽然得了很多奖,但还不曾..

(此文全文发表于2008.9.4《中国铁道建筑报》)

 

给历史命题

 

——朱海燕青藏铁路新闻作品研究

(北辕)陶发美

与自己的民族一路思考


朱海燕是一位胸怀炽烈的民族宣传家,这并非是过誉的话。假使他的作品没有得到那么多奖,或者说,他虽然得了很多奖,但还不曾得到范长江新闻奖(1998年,朱海燕获得第三届范长江新闻提名奖;2004年,他获得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那么,我们也仍然会给予他这样的评语。因为,一座高原和一条“天路”成就了他的辉煌,他的热忱的心灵、敏感的哲思、还有他的牺牲精神、以及政论家式的智慧写作,已为我们证明了一切。

在青藏铁路建设的5年间,他6上高原,12次翻越唐古拉山,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他走笔高原,思想十分广阔,他的文字间流动着一股历史性和民族性的严正而热烈的情绪。也就是说,在他的作品中,你既能看到“天路”的延伸,又能感受到自己民族文明的成长。他的很多作品都显示了一种历史的重量。他对青藏铁路一关注就是30多年,一种强烈的民族思考意识,成了他贯彻写作过程的纲领性原则。——他努力使自己的思考融入到自己民族的文明进程。

1991年,他采写的长篇通讯《在没有铁路的地方》,就是一篇最具有民族思考意识的文章。当时,朱海燕是《人民铁道》报的记者,他奉命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庆祝活动。他去了拉萨,却病倒了。因高原反应,他几乎一整天呕吐,吐得血水都出来了,医生初诊为肺水肿,要他立即返回内地治疗。他没有走,在拉萨住了几日医院,居然奔走西藏各地,坚持了一个月的“玩命”采访。回京后,他写了《在没有铁路的地方》一文。

他在文章中,展示了悲怆的史实:“汉武帝元鼎六年,将军李息与羌人对阵,羌人败北,沿着古羌道退往青海湖以南,一夜之间5000余人马冻死于归途。公元4世纪初,辽东鲜卑吐谷浑部族移居青海,半数人马突然覆灭。公元472年,南朝300多人的商队前往波斯湾,途经青海道时,不见踪影,成为千古之谜。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随员和牲畜连连死亡,所剩无几,所携物资沿途抛弃。公元1206年,号称‘蒙古旋风’的几万远征大军在横跨青藏高原的途中神秘失踪……”

历史好像近在咫尺,他陡然觉得自己的责任一下子增大了。“西藏太需要铁路了!”——他站在“历史的风雪线上”的呐喊,与西藏大地的呼声一样的急切和焦灼。

《在没有铁路的地方》一文的发表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在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时任铁道部部长的韩杼滨将这篇文章作为发言的参考文本。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还专程来京,赶到报社感谢他,丹增告诉他,自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1978年下马后,是他朱海燕写了第一篇呼吁铁路上马西进的文章。

朱海燕的文章能感人,能引动高层的特别关注,原因在于他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高处,去选择和汇录大量的素材,然后进行着广阔的思维概括。——显然,他凭托了一种博大而富有生气的思想指引,实现了自己作品的意愿目标。

新闻写作既是主题写作,也是意愿写作。没有主题,就没有意愿;没有意愿,也就没有主题。有意愿的主题写作,其主题意义就更为突出了。然而,二者又可以在思想影响力的层面上得到统一。

朱海燕认为,思想是一条闪光的亮线,有了这条“亮线”,就能把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意愿目标串连起来。他说:“当记者一定要思想博大。”这样的认识与他的高原经历密切相关。

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从地里长出来。朱海燕的“正确思想”是从高原上来的。

八年的高原铁道兵生活磨砺了他。他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高原对人类生命的无情拗折和摧残。他清楚记得,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建成后,他所在的七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出现了心脏移位;很多人的指甲都凹下去了,凹到能从水盆里盛起水来;许多同志因吃了不干净的水而患上了癌症……他自己也是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他遭遇过地震,遭遇过车祸,遭遇过煤气中毒……在离开高原的日子,他曾在心里暗下决心,要和高原永远告别。可是当他真的离开了高原,却突然感到自己的生命基因都好像被更换了。他说,高原已经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永远让自己放不下、丢不开、抹不去、扯不断。他还说,青藏“珍藏”了自己的青春,给了自己一个永远的“青春的精神”。

在高原,还有一个人深刻地影响了他。1981年,在他还是战士的时候,他采访了一位叫做慕生忠的将军。慕将军是青藏道路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一次采访非同小可,慕将军给他讲述了很多关于“路”的故事。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护送班禅进藏,慕将军先后组织了两次进藏驼运行动。这可不是一般的驼运-,——戈壁茫茫,雪域莽莽,一路上,人死着,骡马死着,骆驼死着……哪里有路啊?哪里是路啊?慕将军告诉他:“只见累累尸骨铺成了路……”

也就是那一次采访,朱海燕便开始了“路要上天”的庄严思考。他在后来的多篇作品中,只要是写到了青藏道路的历史,他都会饱含深情地写到慕将军。甚至,他每次上高原,总要去格尔木的望柳庄,到那里去拜谒慕将军住过的将军楼……

可以说,朱海燕从高原的生活中,也从慕将军身上,为自己的新闻生涯,获得了一次最重要的原始思想积累。这种思想积累,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高原情结,这种高原情结便形成了他新闻作品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作品的力量,本质上是思想的力量。无疑,朱海燕是一个有丰厚思想积累的记者,他不仅时刻注重自己作品的思想影响力,而且还将这种影响力不断地延及到自己民族的思维轨道上来。

寻找记忆里的力量

朱海燕驾驭重大题材的智慧,在《我们正跨越昆仑》一文中又一次得到了精彩表现。

一眼看去,题目上的每一个关键词都集合了读者阅读的期待。应该说,在所有报道青藏铁路的作品中,“昆仑”一词出现的频率一定是不会少的。但在该文中,“昆仑”已经在自然层面上获得了跨越,它的象征意义已超越了它的自然意义。只是作者没有把它定向为一个普遍化的精神概念。——它是在青藏铁路建设史上,适时出现的一座不可替代的精神化了的昆仑。跨越昆仑,不是要贬低昆仑,而是为了托举起一种信念的高度,一种巍然的人类文明境界。——这也是作者为该文所要命定的崇高目标。

前苏联著名作家柯恰尔说:“从好的政论文里,读者能感受到该文作者的智慧,但这种智慧不是金融家那种精打细算的智慧,而是令人鼓舞的智慧,是能使人对现实问题产生极大兴趣的智慧。”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该文作者所表现出的,那种令人鼓舞或能使人产生极大兴趣的智慧吧……

自然界中的昆仑可不是一座孤峰,它是一脉延展了两千多公里的山系。作者借昆仑取势,谋意广阔,布思深长,洋洋洒洒25000字,每一笔意和墨韵,都与一个伟大民族的气脉发生着深情感应。与其他文章不同,作者重心倾力于作品的,是青藏铁路的必胜信念。或者说,作者已完全看到了这种必胜信念,他有责任及时地用自己的笔和思想将其传达出来。

请注意!朱海燕要告诉我们的,是“正在跨越”,而不是“将要跨越”,或是“等待跨越”,他要发布的是一个伟大文明事件的“正在进行时”。我们相信,他也一定会为自己雄峙千山的立论而十分激动。

他引笔写到了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一词:“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在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他虽然不能把毛泽东的诗句与青藏铁路的决策联系起来,但是,他从中看到了伟大信念的力量,看到了穿行在莽莽昆仑上的人类坦途。

我们需要再来领略一下“跨越”的感觉。有很多人看了《我们正跨越昆仑》一文后,用了“大气、大势、大韵”一类的词来形容这种感受,这也一定是对的,这主要是作者一贯的语境风格起了作用。然而,从整篇文章去把握,作者实际是表达了一种理性的判断。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在推崇一种信念的跨越,精神的跨越,或是史诗般的跨越,但实际上作者的判断更多地是突出了科学的跨越。因为,在他的文章中,“科学频段”占了足够长的时间。

朱海燕的判断是唯物史观的判断,是站在历史峥嵘处的时代判断。这一定也是归功于他勤奋的学习和不断的知识积累。我们甚至相信,肯定是他先有了理性认识上的判断,才促使他成功地找到了那些重要的历史素材和科学语言,他不但集录了科学家的思维焦点,而且也从政治家那里,看到了科学的觉悟和进步。

他又一次撩开了历史的幔帐,给我们出示了这样的数据:西宁至拉萨,约2000公里,中间有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和550公里的永久性冻土带、有长江上游、怒江上游的11条河流,全线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最高海拔的唐古拉山在5000米以上,每年冰冻期280天,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沿线百分之六十五的地段处于生命禁区,被死神主宰。

“被死神主宰”意味着什么?他毅然指正了当年一份呈送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隐瞒的“死亡数字”。他客观地报道了事实:在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建设中,因高原反应导致的高原病以及各类事故死亡的,他曾经所在的铁七师死亡108人,铁十师死亡了201人……

他从自然与人两个方面发掘出来的思考,焕发出了人类理性的光辉。于是,他再次代表自己的民族,点击触疼了人类在通向文明的道路上所必然面对的生命问题,于是他这样思辩:“人类的意识是不能超越死亡的,对死亡的轻描淡写永远违背着造物主和人类自己的心愿,就是说,在青藏上,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和生命群体来说,死亡仍然是最大的命题。”

他无意去谴责那个年代,他提出要尊重历史因素:青藏铁路的昨天下马和今天上马,都是历史决定的客观存在;青藏铁路不仅仅是一条道路,她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漫长曲折的注解和表现;当我们没有从当时的国情来认识她,没有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来把握她,没有谛听到淹没在历史中她的沉重、缓慢的脚步声时,她仅仅是一幅巨大的图画中的零星碎片……

朱海燕在不断地寻找记忆里的力量。2003年6月,他和同事王洋、李良苏、王昌尧合作写了《回望瀚海八百里》。这是继《在没有铁路的地方》、《铁路挺进拉萨》、《我们正跨越昆仑》等长篇通讯后,又一篇标杆之作。

好比一首词的上阕和下阕,上阕是《我们正跨越昆仑》,下阕是《回望瀚海八百里》。只有上阕,没有下阕,会留下气韵上的缺憾。“上阕”表达了对明天的热烈“展望”,因为他看到了青藏铁路的胜利信念;“下阕”则很明确,是对昨日的又一次深情“回望”,但目光凝视的是柴达木——是八百里瀚海。

可是,这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展望之作写在前,而回望之作写在后?这不是不合乎时间流动的逻辑吗?——不过,这也正好让我们得到了一个讨论新问题的契机。

其实,这是一个可以从作者的写作心境里找到答案的问题。1991年,写《在没有铁路的地方》一文时,他听到的是西藏大地上滚烫的呼喊,他还忧思凝重。2001年,在新世纪的第一个仲春之日,即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他给西藏传去了《铁路挺进拉萨》的喜讯:青藏铁路即将开工了!一晃就是10年,那心情是漫长等待后的激扬。到《我们正跨越昆仑》一文发表时,青藏铁路工程已全线开工了,作者掩饰不了心中的浩然之气,他意识到,为了神圣的使命,生活又一次让自己变成了战士,他又怎能不仗笔昆仑?

采写《回望瀚海八百里》时,心情好像一下子从容了许多,他不需要与“新闻”抢时间了,他细细地翻阅着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时间片段。他再三地写历史、写回忆,显然是在坚守一个记者的新闻历史观。他认为,历史不会死去,历史会为一个新生的时代复活。他真的很担心我们会忘记了,而要再一次让我们记住:青藏铁路可不是一条普通意义上的道路,它是从历史的深土中苦苦长出来的一棵参天大树。

发现“青藏精神”

有着永远东方情结的纪伯伦,在他的《暴风集·新时代》中写道:“在东方的天空中,有一种富有生机的震荡声,不断生长、伸延、扩展,遇到敏感、机灵之人,会将之拉入自己的怀里;它又包围富有感情而又不肯苟且的人,以便将之弄到自己的手中!”

读这段诗文,我们很可能会产生以下联想:那“一种富有生机的震荡声”,很像是对青藏铁路建设的描述;而那么多英雄建设者,当然也应该包括参与建设的科学家们,也还应该包括那一次次走上高原,艰难行走在青藏线上的朱海燕。——朱海燕和他们不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敏感、机灵之人”,和“富有感情而又不肯苟且的人”吗?

我们读朱海燕的人物通讯、人物特写,也获得了像纪伯伦诗文一样带来的感怀。他写的人物,可以编一部青藏铁路英雄谱。还可以这样说,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青藏精神”的一个生动写照。他发现的是一部“青藏精神谱”。

他写人物,绝对不用赞歌式的写法,而是完全地现场感切入,大量地采用速写式、剪影式、镜头式的语言推演,一篇文章会在波澜不惊的对话或讲述场景中顺势完成。

有时,整篇文章除了开头会有廖廖几笔小说式的肖像描写和对话外,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都交给了采访对象,由“第一人称的讲述”来推进。

有时虽增加了一些作者叙述,但也是常有引述性的谈话串线其中。这样的现场感和实录感的写作,突出了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和托举。

例如,在《尧霞,永远是美丽的》一文中,有这样的片断:

8月16日上午,在唐古拉山下十七局集团四项目部的办公室里,我与邵尧霞相对而坐,就她的人生故事,再一次详细漫谈。

我问邵尧霞:“你身高多少?”

邵尧霞答:“身高1.595米,体重95斤。“

我问:“如果说你身高1.6米呢?”

邵尧霞答:“那就不是我邵尧霞,或者说那是经过打扮,穿高跟鞋的邵尧霞了。1.595米的高度是我爹妈给我的高度,是我生命给我的高度,我不愿因某种美丽去更改的。”

我问邵尧霞:“现在你是名人了,获得了铁道部火车头奖章、山西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你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邵尧霞浅浅一笑,不断抚摸着羽绒服上的拉链说:“我还是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我实在撑不起这样的荣誉,那样辉煌的成就离我很远。和以前一样,我是不愿当劳模的,当了劳模压力挺大,到处作报告更是一种压力。你在报告中老说自己好,人家怎么想?其实我的工作平平,我就占了我是一个女人……

……

由于对我的信任,出于对我报道真实性的认可,邵尧霞从电脑中调出她的若干篇日记供我采写稿件时参考,不妨摘其几段:

“有位记者问我两个问题,一个是问我今年还上青藏线吗?到底是什么支撑我?另一个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答,第一,作为一个建筑技术人员,能有机会为青藏铁路奉献自己的一切,在自己的人生中应该是最值得回忆的。就像我曾经看到的一段:胡佛大坝在美国是很重要、环境最苦的一个工程,当它竣工的时候,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去了,他说了三句话:我来了,我看了,我服了。胡佛大坝的环境和三峡工程不可同日而语,和青藏铁路应该更没法比了,我想我也应该用三句话来表达我的心境:我来了,我干了,我自豪。

……”

从以上的文字中,还引出来一个问题,即是新闻是不是有了真实就有了一切?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朱海燕对一个青年女建筑技术员的采访,不仅是在执意地追求事实的真实,而且是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去发现精神。比如,他在询问对方身高时的对话,看上去并无实质性的新闻意义,但接下来的记述便与身高问题有了联系,读者看到了一个不愿抬高自己,而以平常心看待荣誉的女性。

再看看《走上唐古拉的女人》一文中,另一个女人的故事:

“张荣对记者说,她是1990年参加工作的,今年32岁。爱人李德胜是青藏铁路铺架公司运输队的火车司机,住在01号女工宿舍对门,相隔十几米……六月份,张荣自愿报名要上青藏线。李德胜打电话给她:‘我都受不了,你能受得了吗?最好不要上来了,家里还有六岁的孩子,咱又不缺那个钱。’张荣回话说:‘我非要上去不可,我们常年不在一起,我们到一起我会吃你呀?’丈夫说:‘不在一起也是分居,你来了还是分居,这高原是不能住在一起的。’张荣说:‘不住一起,天天看看也好。’就这样,今年六月,张荣上了唐古拉,他是龙门吊车的司机,比丈夫的工作岗位还高十几米……张荣上来时,常流鼻血,流血时爱人在对面的房子里发现了,常过来帮她擦鼻血,可是,每次都被她赶走了,她说:‘女工宿舍,少进来啊。’”

两个女人的话,所反映的精神内涵是不一样的。前者显示了一个知识型女性的特点,她的语言里映射出的是一种奋勉、忘我的事业精神。而后者的讲述则回转在夫妻生活之间,语言平实得没有一点倾斜度,但却尽显生活的本真。“01号女工宿舍”很像是影视里的一个特定取景,离丈夫的宿舍仅十几米,夫妻俩却每天只有相互看一看的份儿;丈夫看见妻子流鼻血,好不心疼,想去帮忙擦擦,也不方便。夫妻俩不能住在一起,这是高原无形力量的阻隔(在高原,海拔高度一旦到了4000米以上,一个再伟岸的男人,他的那种超自然力的生理现象将不复存在了)。但他们夫妻间的那份深爱已越过了自然力的障碍,其隐含的“精神音量”一旦打开,同样能穿云裂石。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唐古拉山与冻土科学家张鲁新相遇,他的记者日程一下子丰富了许多,他开始了对青藏线上科学脚步的追踪。他对张鲁新的采访并没有一次完成,前后的采访一共进行了七次。

张鲁新告诉他,他在九岁时,就熟读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小学到大学,这本书没有少读20遍。科学家说,这些年来,他之所以能坚持高原搞冻土研究,是因为心中有一位永远活着的保尔,一直在激励他,支撑他。多少次,他在高原一天一夜没吃一顿饭,在试验场有时一蹲就是30多个小时……朱海燕由惊叹到感动,终于写出了他青藏人物通讯的代表作《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他在文中写道:“关于他身上体现的高原保尔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多义性和开放性的解释……张鲁新这位承续了中国科学根脉的科学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不再写前人的怀才不遇,不再写前人的寒蝉凄切,不再写前人的报国无门了,他的知识和智慧将会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共有环境里,和时代伟大的创业实践来一个恰到好处的要素组合……”

不断地发现“青藏精神”,这是朱海燕作品所承载的又一项重大使命。但有一个问题,是他在采访过程中,所不能回避的。因为有很多建设者,他们走上高原,也是出于生活的需要。他们走上高原,哪一个不是感受到了风声一片、黄色一片、荒漠一片?那么,作为记者,又怎样才能看到他们精神的光芒呢?在朱海燕看来,这实质上是一个从记者本质定义出发的问题。就是说,你一个记者怎么去认识,怎么去发现人的精神世界?打个比方,每个人的心灵好比一把琴,有多根琴弦,他自己成天弹拨的可能是生活弦。而当一个人走上高原,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一旦与一项伟大工程相联系时,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某些积极的精神特质就会显露出来。一个记者,你的采访能否成功,取决于你能否激发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或能否发现他的某些精神特质。你做到了,就可能弹拨响他的精神之弦。朱海燕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他享用了记者的名义,而是因为在他的心中,有来自生命信念的不断鼓舞。

罗曼·罗兰说过:“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一个人若是没有生活激情,生着一副冷冷的心肠,或是长着一双看不见任何光亮的“灰色眼睛”,成天含讥带讽,倦于人世,那么,他是不可能看到人世间的任何期待和希望的。

朱海燕说,自己行走高原,就好比行走在“日悬中天”的胜境之中;写青藏铁路,就是写自己人生的一个辉煌段落。这也就决定了,他对“青藏精神”的发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不是这样的朱海燕,就很可能只会写出满纸陈套、浅陋和苍白的说教。

可能人们又会问:朱海燕所发现的“青藏精神”,能够给一个定义的概括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这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发现。在他的笔下,“青藏精神”既可以是“高原保尔精神”,也可以是“唐古拉精神”;既可以是“唐古拉山的雪莲花”,也可以是“风火山飘出的旋律”;既可以是“为西藏流过血的石头”,也可以是“争跃青藏高原的朝阳”……

朱海燕好像也没给自己的发现,写出一个定义答案。但是,在可可西里,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每一位青藏铁路建设者,心中都有一块圣洁的精神高原。作为记者,探访这个高原需要时间,需要毅力,更需要精神。”

给历史命题

朱海燕在《万里夕阳垂地》一文中,说出了自己的一个重大愿望:他很希望在20年或30年后,人们会从他的作品中“打捞出没有变质的黄金“。这表明了他经历了青藏线的写作实践,对新闻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这一新的飞跃,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不断地延展了新闻的内涵——他把自己的作品叫做既是讲故事的新闻,又是提供信息的新闻,也是与读者对话的新闻,更是经得起时间淘洗的“黄金新闻”。其核心内容表明,青藏线上的朱海燕给了我们一个新义的启示:他努力地写现实的真实,旨在奉献给历史一个真实。

什么是新闻?新闻是一种伟大的历史命题艺术。这是在反复阅读了朱海燕的青藏铁路作品后,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收获。

若从字面上解读,命题,既可是命题目之“题”,也可是命主题之“题”。但在很多时候,命好了题目,也就命好了主题。不过,这种字面上的解读是不够的,它不是我们需要的最终答案,因为它阻截了我们对新闻本质空间的认知。例如,从朱海燕的《在没有铁路的地方》、《铁路挺进拉萨》、《我们正跨越昆仑》、《回望瀚海八百里》、《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冻土,挺进西藏的地下天门》、《请过路吧,亲爱的藏羚羊》等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好的题目、还感受到了好的主题,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在追求一种历史感、使命感,以及人的情感和艺术感等方面相结合的新闻写作,——从而,我们欣然看到了一种大新闻气象的出现。

这样,我们就有了理解“历史命题艺术”的冲动了。为什么是历史命题?这是从作品的历史时空意义上去把握的。一篇文章今天是新闻,明天就是历史了;此刻是新闻,彼刻就是历史了。甚至说,当我们手里拿到一张报纸的时候,新闻早已过去了,我们读到的已是历史了。尽管这样的理解会使问题走向极端化,但这种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是一定存在的。

用历史的观点去看新闻,对一个新闻记者而言,其意义是非凡的。因为,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凸显出来了;你就会时刻想到,写好今天的新闻,就意味着写好了明天的历史。因此,我们所说的历史命题,它的本质定义是对一个记者的人生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注解。

当然,我们也不要忽视了新闻艺术的意义。把新闻当作一门艺术,尤其是当作给历史命题的艺术,同样是对新闻本质认识的一个重要突破。

美国著名报人,《华盛顿邮报》前总编辑本·布莱德利写了一部个人自传,书名叫《最“危险”的总编辑》。这部书并不以哲理或宏论见长,更无多少精妙的情节设计,但它给了读者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诚实无欺的叙事风格。不管是写到与杰克·肯尼迪总统的交往,还是写到“水门事件”的报道过程……等等,都是真事——真说——真写,使文章散射出一种新闻品格式的力量。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原因很清楚,是真实的艺术征服了读者。

新闻写作,与一切文学形式的写作是有必然联系的,它同样可以归结为一种艺术思维的创造。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新闻是真实的艺术,即是真实基础上的艺术,是真实和艺术的统一,脱离了真实,艺术将不能存在。

当然,再好的新闻题材,若仅强化真实的一面,而缺乏坚定的艺术追求,要留给历史将会是黯淡的。像真实之于新闻生命的意义一样,艺术之于新闻生命的意义,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朱海燕立言,要让历史从他的作品中“打捞出没有变质的黄金”,这可不是一句轻狂的承诺,他的承诺是庄严的,是沉甸甸的。他的承诺是对新闻生命意义的特别重托。

朱海燕的一番“走论”,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历史命题艺术的践行和发挥。

他说:“我非常珍惜每一次高原行走。我想,上高原一次不容易,要有病倒的准备,要有生命打折的准备……要走,就要走到青藏的历史中,走到青藏的山水中,走到青藏的文化中,走到建设者的心灵中……要走,不仅用脚走,还要用心、用眼、用情去走……”

朱海燕没有说半句假话。在青藏铁路建设时期,他的每一篇作品,无一不是他“走”出来的,无一不是他用心、用眼、用情“走”出来的。他的“走论”,虽然没有忽视生活的意义,因为,最好的新闻,最好的新闻艺术一定是从生活中来的。但是,从其语言间升腾起的篝火一般耀目的生命情感来看,作者神情俨然,他不是仅为了走到生活中去尽一时的本分,而是一个记者肩负使命感的行动,他的高原行走,仍然是受到了“给历史命题”的这一高尚原则的指引。

从新闻的视角,我们认为新闻是“命题”艺术,如果转换一下角度,从记者的视角去认识,那么,也可以说新闻是记者的“积累”艺术。没有记者的“积累”,也就没有新闻的命题,尤其不可能完成历史命题。所以说,“积累”的概念,是“命题”意义在记者身上的一个引伸。

在新闻理论方面,朱海燕有深广的造诣,还出版过专著。其中,他谈到过记者的思想积累、知识积累、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等问题。“积累”同“命题”一样,也蕴藉了非常重要的新闻理论价值。

就拿情感积累来说吧,朱海燕研究过范长江,他认为范长江能写出《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新闻史上的名篇,除了笔下功夫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感因素的作为。范长江自小就与红军有了亲近感,后来,在重庆闹学潮,随后到达革命中心地武汉,接着又去南昌参加了“八一”武装起义……于是,朱海燕认为,就是这样一路踩着中国革命脚印走来的经历,“夯实了范长江的情感基础”。

我们不妨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认识一下朱海燕的情感积累过程,来认识他投入到作品中的情感因素。在前面我们说过,八年的高原战士生活,形成了他新闻生涯的思想基础,事实上,也同时打下了他的情感基础。他经历了一个战士对高原的“苦恋”过程。——这是一个用生命的折扣代价去体验的过程,是一个自己的生命基因都好像被高原替换了的过程。——这是一个更为苍黄、更为浩茫、更为壮丽的情感积累过程。——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我们才发现了,朱海燕投入到作品中的情感因素,不是谁都能轻易仿效和与其比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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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历史 命题 责任编辑:河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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