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1948年7月5日创建的铁道兵曾是一个赫赫有名兵种。王震,陈再道两位著名的开国上将,先后担任过铁道兵司令员。
在解放战争中,铁道兵所向无敌,“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复到哪里”,为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立下汗马功劳!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铁道兵高举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的大旗,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和铁路职工并肩作战,创建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不朽战功!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铁道兵南征北战,不畏艰苦,踏高山大川,越戈壁荒漠,筑起一条条钢铁大通道,被誉为“铁路建设的敢死队”。
笔者当年采访青藏铁路一期(西宁至格尔木段)时。瞻仰过著名的关角隧道铁道兵烈士陵园。
关角隧道海拔3700米,长达4010米,有11个大断层,日涵水量高达1万吨,洞内严重缺氧,连火柴都划不着,打遂道的战士常因缺氧而昏倒。为贯通这些隧道,有 名铁道兵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公里隧道牺牲 名战士!可以说,关角隧道是铁道兵用鲜血和生命修筑的!
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句,送给铁道兵最合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铁道兵之歌》中唱道,背上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劈高山填大海,锦绣山河织上那铁路网。今天汗水洒下地,明朝那个鲜花齐开放,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说得对,唱得好。这应是铁道兵伟绩、铁道兵精神的艺术升华!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军装换路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体制改革的需要,集中统一领导铁路建设施工力量,加速中国铁路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脱离军委合并到铁道部。
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随后于1983年2月11日成立了铁道兵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铁道兵承担的全部施工任务和办理移交工作。
1983年10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指挥部机关及所属的10个师、2个独立团、1所学校、1个科研所、3所医院、1个疗养院、6个办事处、五个仓库和九个工厂等单位,自1984年1月1日起,不再沿用原部队编号、代号、干部战士不再佩戴领章、帽徽。全部成为铁道部建制单位,受铁道部领导。
原铁道兵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师分别改为铁道部第十一至二十工程局;原铁道兵工程学院改称石家庄铁道学院,原铁道兵指挥部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铁道部工程指挥部为铁道部派出机构,负责对所属10个工程局、石家庄铁道学院和其他直属单位实施统一领导、全面管理。原铁道兵44个师属团和2个直属团分别改为44个局属工程处和直属建筑工程处、舟桥工程处。此外,管辖单位还有处(含副处)级建制单位125个,段级建制单位378个,队(股)级建制单位,953个。
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除集体改制改编的原铁道兵干部、战士、职工148260人外,还有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安排随军家属、子女就业,另增拔的劳动指标21740人,共计17万人。
1983年11月25日,铁道部在北京二七剧场举行欢迎大会,欢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随后,铁道部党组发出通知,原铁道兵干部职务名称按照现职变更,政委改为党委书记,师长改为局长,团长改为处长,教导员、指导员职称暂不变。
1983—1984年,铁道兵指挥部、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一方面抓人改编,另一方面抓施工生产,落实各项工作。除了思想教育,稳定队伍外,还有定点落户、改工定级、基地建设、家属随迁、军产移交等。
广大指战员在并人改编中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不少家庭和个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具体困难,也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小家为大家,在转业手续未办、户口未落实情况下,组织上一声令下,全部按要求脱下军装,就地转业,很快在22个省市改工落户,加入了铁道部筑路大军的行列。
向铁道部移交的人员有148260、固定资产,80347万元、流动资金33649.8万元、专用基金50917.2万元,向中央军委三总部移交的人员有17662人,固定资产19390.8万元、流动资金3282.1万元、专用基金1527.9万元。向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及干休所移交的人员有3867人(不含离休干部)、划拨的经费共12329.9万元。此外,铁道兵指挥部所属单位还拨给53.1万元,机械设备折款60万元。
定点落户工作涉及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各级领导积极疏通关系,争取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选好点,安好家。经过上下密切配合,到1984年底,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办完改工落户手续的达132455人,占应办数的99.38%,需征地新建基地的38个处级以上原流动单位的选点购第基本落实,开始有了自己的固定家园。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关系和供应渠道也基本沟通,保持了工作的连续性和正常开展。
市场竞争:另一种战斗
铁道兵并入铁道部之际,正是中国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建筑业成为城市改革的突破口,率先步入市场之时。铁道兵在中国基建队伍中虽久负盛名,但脱离军队后作为建筑企业还是新兵,面临着市场竞争的挑战和考验,加之当时全国压缩基建规模,新建铁路投资紧缩,铁路基建队伍“僧多粥少”的的局面十分严峻,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及其所属单位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开始了新的征途。
兵改工后,这支队伍坚持以改革统揽全局,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采取以点带面,逐步推行,先易后难,逐步深化,重点突破,逐步配套的方法和步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出一些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新机制。一是突破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制定了“立足路内,面向社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企业发展战略,从过去执行指令性任务到参加建筑市场竞争,从路内走向社会,由国内走向国际,由单一修路走向多种经营,迅速提高了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二是突破“铁饭碗”用工制度的固定模式,建立弹性用工制度。由过去招收一个职工,包一辈子、包一家子的僵化办法,改变为实行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相结合,到后来逐步实施全员合同制,改变了企业的刚性结构,自我调解能力的增强,壮大了施工力量,为完成工程任务大幅度的增长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三是突破“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按劳分配制度,改变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层层建立经济承包责任制,对上、对外实行项目承包,投资包干和投标承包;对内、对下实行工程概算,工程预算包干,计划成本控制、综合效益包干,专业、工序、定额、定员包干,单机、单车包干等,使责权利相结合,包保核相联系。继而在全系统推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使工资总额同完成的实物工作量挂钩,与业绩和效益直接相联系,在施工生产第一线,还普遍推行了计件工资,定额工资等内部分配办法,实行多劳多得,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盈利能。,四是进行了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建立局(处)长行政指挥、党委保证监督和职工民主管理的工作制度,理顺了企业党政工团之间的关系。五是推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改变过去的干部任用“铁交椅”的模式,普遍推行任期制、试用制、选举制和聘任制,建立了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新机制。
一系列的改革,使这支兵改工的队伍较快地使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受了兵改工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市场竞争的考验,较好地实现了从军队生产型向企业生产经营型,从单一修路向开拓多领域施工,由刚性队伍结构向弹性编制,由劳务密集型向管理型、智力密集型,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向建立稳定的职工基地的五个转变,给企业带来了生机的活力,给职工带来了希望,给队伍带来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十三工程局在改工前连年亏损,1984年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后,第一年就甩掉了亏损帽子,实现利润780万元。第十二工程局全员劳动生产率跨入全国建筑工业先进行列。第十一、十四工程局和第十九工程局一处修建的国家重点工程兖石铁路试行投资包干经济责任制后,施工速度之快,工程质量之好,都是中国铁路建筑史中少见的。
从整支队伍来看,1985年与1983年相比,人员虽然减少了11%,施工生产却实现了四个翻番,即:完成基建投资由8.7亿元增长到16.29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由3925元增长到8250元;人均创利由313元增长到817元;实现利润由5400万元增长到1.129亿元,承揽任务总额由1983年的1.2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6.56亿元,工程任务总额由1983年的87053万元增长到1985年的168964万元,施工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983年的3925元/人年增长到1985年的8724元/人年,1981—1985年完成投资,490587万元,其中铁路工程占63%,完成正线铺轨834公里,站线铺轨461.2公里,承建的主要铁路工程有双怀、南通浦复线,沙通、青藏、南疆、通霍、兖石、汉东铁路,北同浦电气化改造以及大秦、宋大铁路等,为铁路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铁建:永远的铁道兵!
附录:
打起仗来,铁道部都是铁道兵
——铁道兵司令员陈再道回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1982年1月30日,正月初六,星期六。虽说春节已过,但是北京城里,还有不少单位的大门口,依然张灯结彩,从一些胡同街角,还不时传出零星的炮竹声响。为了进一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体制改革的讲话,研究部队当时的情况,我召集在京的铁道兵领导、顾问开会。
上午九点,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谈到节日期间的所见所闻。有的听地方来拜年的同志说,铁道兵要与军委脱钩,要脱军装。有的听下面部队反映,说要撤基建工程兵;有的听总部机关和兄弟军兵种的同志说,铁道兵这次恐怕保不住……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似乎是一致的:铁道兵不外乎转、撤、并。但是,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道听途说。因此,我带着一种不相信的口吻对大家说,不要瞎传,要安心工作,稳定部队,不要轻信小道消息。体制变动这么大的事,如果真变,总会给我们一、二把手打个招呼吗!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办,不能风吹草动就瞎起哄。
但是大家反映的问题,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也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虑。
第二天,我前往杨得志同志住地。我到他那里时,正遇上他送一位客人出来。当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直截了当的问他:“大家都传铁道兵这回要脱军装,和军队脱钩,有没有这回事?”
总参谋长若有所思,略顿片刻,点了点头说:“是的。”接着,他简单给我讲了一下情况。
听完他讲的情况后,我内心很不平静。这种不平静,一方面是因为部队要集体转业脱军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一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掌握的情况,居然没有小道消息准确。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竟无密可保,无事不传,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且又快又准,致使工作十分被动。而且我发现,那些被人称为“出口转内销”的消息,都不是一般人能杜撰的。
2月1日上午,我们召开常委会,继续1月30日会议的议程。当时,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确实的消息告诉大家呢?告诉,但是上级并没有正式通知,具体要求也不知道;不告诉吧,看见这么多高级干部坐在这里被“小道消息”搅得不安宁,心里实在难受。同志们发言时,我不时站起来,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直到会议快结束时,我才决定。不全透,透一点。于是我在小结发言时说:“有的话我也不敢讲,因为还没有找我们谈,但是我知道。”
我讲这句话时,正在专心记录的蓝庭辉副司令员抬起头,凝视着我。好几位同志面面相觑。看得出来,大家听出我话中的意思了。
连续两天,我一直陷入沉思。摆在面前的问题,绝不是个人下一步怎么安排的问题。
1980年12月,我就给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写了报告,要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当重任。一年来,我多次询问,答复只是一个:中央有统筹考虑。个人问题很简单,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但是一个二十余万人的兵种,怎样稳定?怎样保证在大变革中圆满完成任务?面对这些问题,我考虑应当把情况抖给常委们,集中大家的智慧。先从稳定我们这“一班人”做起。
1982年2月4日上午。我们再次召开常委会、除吕正操在外地休息以外,有铁道兵党委常委委员及其他领导同志十五人参加。会议一开始,我就对大家说:“小平同志最近已经拍板,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与军队脱钩,脱军装,基建工程兵撤销,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尽管大家早已从别的渠道知道这个消息了,但是,这一次毕竟是第一次正式确认,所以大家仍然感到震惊,会议出现了短短的一阵静默。这种静默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我说了一句:“今天主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便结束了发言。可是看得出,在座的每个人都在思索、体会。接着,同志们一个一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偶尔有同志相互低头耳语,但整个会场气氛出人意料的平静。
会议开了一整天。常委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发了言。同志们都很冷静。一位政委说:这是自讨论体制改革以来,开的最好的一次会。
会议决定了三条:第一条,我们个人的安排,是党考虑的事情,我们无条件服从组织,叫干叫退,都不讲二话。第二条,铁道兵的体制问题,只要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了,我们就坚决执行。要切实落实小平同志关于体制改革的指示精神。当前,要一如既往的抓好稳定部队的工作,抓好施工任务的完成,特别是兖石线、引滦入津工程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绝不能丝毫放松。第三条,建议司令员、政委集中常委“一班人”和铁道兵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就铁道兵体制改革问题向军委邓主席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对于第三条,我感到有些为难。战争年代,我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清楚,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考虑问题时,总是要深思熟虑,洞观幽微,一旦下了决心,则绝不动摇。所以我想,小平同志既然已经拍板,那就说明他已对这个问题胸有成竹,下了决心。汇报不汇报,出入不会太大。但是从一级组织来看,在服从上级的前提下,有什么看法,就应光明正大提出来,这不仅在党的纪律上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下级向上级负责的表现。从这点上讲,同志们也没有错。
1982年2月16日,我接到通知,明天张震副总参谋约我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铁道兵体制变动问题。我建议请吕正操、旷伏兆两位政委也参加。第二天上午,张震副总参谋长代表军委、总部向我们传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我们汇报了铁道兵党委常委讨论的意见,并将以司令员、政委名义写给邓主席的报告,交他转呈。
1982年3月25日下午,军委杨尚昆秘书长召集我和两位政委以及铁道部刘建章、刘林祥同志开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尚昆同志说,撤销铁道兵建制,已经决定了。铁道兵脱离军委,脱军装,合到铁道部。我们把你们的意见向军委邓主席作了汇报。说到要求保留铁道兵时,邓主席说:“打起仗来,铁道部都是铁道兵。”当汇报到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都是自负盈亏,不增加国家负担时,邓主席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实行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
1982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为了做好交接工作,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交接工作领导小组,由吕正操、陈再道、旷伏兆、刘建章、陈璞如、邓存伦、何正文、朱云谦、范子瑜同志组成,吕正操为组长,陈再道、刘建章同志为副组长。”铁道兵、铁道部也分别组成了交接工作班子。铁道兵移交工作由蓝庭辉、李际祥、尚志功、席华亭、雷铁鸣等五同志组成。
从此,铁道兵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便转入部署实施并入的阶段。
1982年5月,铁道兵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研究部署并入的具体事宜。会议中各单位领导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如定点落户、福利待遇、干部安置、战备任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为了更好地落实并入决定,顺利完成交接任务,党委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此时的铁道兵,沉浸在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之中。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火热沸腾的工地,指战员们总是以人民子弟兵的光荣自豪感激励自己献身祖国、献身人民。部队在八一军旗下发展壮大,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中品尝胜利的欢悦。指战员们热爱军队,他们的躯体里流淌着军人的热血。现在,他们就要告别军旗,摘下鲜红的领章帽徽,脱下那身使他们甘愿赴汤蹈火的绿军装,他们心里那种深深的失落感,那种难以驱除的沉重感。是不难理解的。我曾收到许多指战员的来信,要求保留铁道兵,有的甚至质问和责骂我们铁道兵领导。铁道兵工程学院一些新入校的本科生。集体来信,要求保留军籍。他们中许多人,高考分数足以被清华、北大录取,但是他们毅然选择了铁道兵工程学院,因为他们渴望成为志在四方、光荣豪迈的铁道兵战士。
在铁道兵机关,不知谁拿出了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铁道兵”三个字的巨幅手迹,摆在礼堂门口前,一批批干部战士拥到这里,摄下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纪念照。
但是另一方面,广大指战员又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他们没有沉溺在伤感之中。此时此刻,在作为军人的最后岁月里,铁道兵部队再一次体现出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忘我牺牲的优良作风。从机关到部队,从兵部党委常委“一班人”到新入伍的年轻战士,所有的人都在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们用行动表明,铁道兵不愧是一支久经考验、觉悟高、素质好的英雄部队。它有着充满功勋的历史,也有着与党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锐意进取,一往无前的今天。
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即1982年35号文件。《决定》首先肯定了铁道兵组建以来所取得的很大成就和做出的重大贡献。《决定》指出:“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改革的要求,为集中统一领导铁路建设施工力量,加速我国铁路建设,党中央决定将铁道兵机关、部队、院校等并入铁道部。”
为了搞好并入移交工作,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三总部的指示,分别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是铁道兵指挥部(1984年1月1日改名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铁道兵承担的全部施工任务和办理移交工作。指挥部指挥由原铁道兵司令部参谋长尚志功担任,原铁道兵副政委李际祥任指挥部政委,王功、姜培敏、刘毓珊等任副指挥,刘秉顺为政治部主任。另一个班子是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由原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彭海贵,原副政委郭延林以及梁其舟、孙兴发、王功等六同志组成,郭维城任组长,彭海贵、郭延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负责处理铁道兵的善后工作和遗留问题。
1983年2月1日,两个班子正式运作。至此,铁道兵党委、机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4年2月1日,所有移交并入铁道部的机关、部队和院校,都脱下了军装,降下了军旗。铁道兵指挥部正式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各师均改为铁道部工程局。铁道兵长期积累的近三十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绝大部分也随部队一并移交。铁道兵善后领导小组在妥善安置两千五百余名离退休干部,处理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整编编撰了大量铁道兵史料之后,与1986年12月底撤销。
铁道兵撤销时,我正在外地,未能与铁道兵的同志们共度这一特殊的日子。据反映,许多部队举行了告别军旗仪式。当军旗徐徐降落时,指战员们泣不成声,以至驻地附近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也被感动得纷纷落泪。
铁道兵,作为一个兵种,只能在我军军史、战史中找到了,但是作为一个战斗集体,它还存在。我欣喜地看到,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雄风不减,贡献突出。铁道兵,它的功勋,它的精神,与祖国的高山大河同在,与我们光荣的八一军旗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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